螺旋实验室|牧歌
2022年，“逃离”似乎又成了一二线城市打工人的关键词。
尤其是对于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样的感受可能更加强烈，一方面是在反复的疫情之下，一二线城市的生活体验不再和五环外有着明显差距，生活在别处反倒成为了新的风尚。
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性加大的行业环境，互联网企业跌跌不休的股价说明了一切，这种自上而下传导的寒意，可能不知道就会在某天落在某个普通人身上。
和互联网巨头们一样，“出海”和“下沉”也成为了互联网人们试图做出改变的方式。
一部分人开始转战海外，新加坡成为了热门标的，甚至于一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一代也开始奔向这座花园城市。
遁入县城也是很多互联网人的新选择，尤其对于很多出身大厂又有创业梦想的人来说，回归县城创业，也是一种更低成本的试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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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的新加坡
新加坡的走红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迁徙运动，*闻风而动的投资机构和富豪们，国内知名投资人张颖前不久甚至在朋友圈表示：“我认识的投资人/头部企业家感觉7成都在新加坡了,有点可怕…”
而对于互联网打工人们来说，他们来到新加坡，可能并不是因为地区政策和市场环境，而是可以摆脱国内越来越卷的职场生态，以及相对欧美更容易融入的生活习惯。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近些年国内互联网巨头纷纷在新加坡职场加大投入，过去寥寥几人的“海外办事处”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数千人的“国际总部”。
目前，字节跳动的亚洲地区（除中国外）总部和腾讯的东南亚区域中心都已落地新加坡，此外，还有Lazada、Shopee、Sea Group等众多中资互联网公司坐落于此，这使得新加坡相较于其他海外国家展现出对于中国互联网人更亲切的一面。
但相较于国内职场，新加坡职场更为友好的还是高薪和低工作时长，最起码准点下班不会是一种奢望，而且薪酬福利相较于国内也更优，还有这让不少经历过996工作制的互联网人来说，无疑是*吸引力的。
此外，由于新加坡出众的医疗和教育条件，使得很多来此工作的外国人是抱着能够长期定居的想法，尤其对于国内互联网圈的精英阶层，或许也是个不错的人生选择。
国内的互联网人能够在新加坡获得高薪职位，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于新加坡本土的人才环境，在新加坡，金融和管理类的专业人员较多，但科技互联网领域的人才较少，尤其是高阶的程序员和开发工程师岗位，往往都要依赖“进口”。
新加坡对于海外务工人员的涌入也在保持着审慎态度，一方面对于高端人才的招募放宽了条件，新加坡政府在9月曾表示，正在对签证规定做出彻底改革，为每月收入至少30000新元（约合人民币15.14万元人民币）的外国人颁发新的为期五年的工作签证，允许他们到多家公司工作，并允许其家属在新加坡寻找工作。
但另一方面，新加坡也在积极保障本土员工优先就业，对于企业的外籍员工比例有着严格限制，此外新加坡还规定，海外公司在新加坡创办公司，必须有一个新加坡籍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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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也开始卷了？
相比较出海去新加坡，很多互联网人也开始回归了县城，尤其在近两年县城经济成为热点之后，回到县城开店创业，或者是考编上岸，也在一种新的人生选择。
以往回归县城的互联网人，似乎带着同样的人生标签：本身出身于小镇，因为互联网行业留在了大城市，但是在面临成家立业这样的人生命题时，又难以攒足在一线城市安家立命的本钱，回到县城成为了一种无奈但又是*的选择。
但在近两年，这种故事似乎又有了新的背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不再愿意继续“卷”在大城市。
一组直观的数据显示，2016届“小镇青年”毕业半年后在一线城市就业比例为21%，到了2020届，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5%。
更为具体的案例是，在今年5月，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的24个基层工作岗位吸引来了博士4人，硕士19人和本科1人。其中不乏中科大、浙大、复旦、同济、上海交大等名校毕业生。
而之所以这些名校毕业的骄子们愿意选择这个人口不足二十万的小县城，也是源于该县丰厚的人才引入奖励，根据该县出台的政策，本硕可获奖励45万元，博士奖励75万元。
宏观层面，关于县城也有利好消息传来，今年5月，《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正式下发，文件中指出，县城建设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引擎，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这也让年轻一代回归县城，多了更多的使命和意义。
而对于已经在大城市挣扎了几年的互联网人来说，在中年危机到来之前，县城也似乎在成为最后的退路。随着远程办公的兴起，也让很多互联网从业者在小城镇也能完成日常工作，尤其对于一些自媒体和短视频博主，不考虑家庭等因素的情况下，留在大城市似乎只会徒增创作成本。
甚至于一些互联网公司，已经开始集体撤出五环外，今年，原本位于上海的SaaS公司鲸奇SCRM停掉了他们在上海的办公室，开始全员*远程办公，技术团队保留在上海，而顾问团队则举家搬到离上海2800公里外的云南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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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仍是底色
无论是飞往新加坡，还是隐入县城，其实都反映出了一个趋势，那就是对于互联网人来说，过去自带光环的北上广深杭，已经不再是*选择。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复杂多样，难以归结为几条具体的结论，互联网行业寒冬、疫情反复、房价高企、Z世代步入职场等，都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潜在因素。
但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互联网人逃离北上广之后，也并不一定就能安然躺平。
新加坡固然有着优渥的职场环境，但也并非是养老之地，尤其是国内的互联网巨头进入之后，中国的互联网战事也大概率会在新加坡重新上演一次，甚至于已经开始酝酿。
今年Shoppe的毁约事件也许就是一个信号，作为东南亚的明星电商公司，不少越洋而去的互联网人都做好了润在新加坡的打算，但一下飞机，率先收到的却是offer取消的短信。
回归县城的年轻人们也不都是一帆风顺，这里的竞争确实不如一二线城市激烈，但并不包括考公和考编。2022年的国考，在招录继续向基层岗位和应届生群体倾斜的情况下，平均报录比依然高达68:1，再创历史新高。
如果你的家乡还在江浙，那么回到县城甚至都不能逃避高房价，包括永康、温岭、乐清、桐乡、江山、德清这些并不算太出名的县城，平均房价已经爬上了2万/㎡。
所以，无论是真的想“逃离北上广”，还是期望“生活在别处”，生活的底色依然是不会改变的，忙碌依然是主旋律，和卷不卷没有太大关系。
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互联网人口的流动也让互联网不再只是一线城市的游戏，也能够带来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的传播，倘若流动停滞，也许还会有更深的割裂和停滞。
但对于每一个流动中的个体来说，在互联网行业打工已经够苦了，在还能够自己做选择的时候，给自己多一些备选项，终究是不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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